『這二個案子共同的特色，就是當事人都做了把公司的錢搬進了私人的帳戶，因而被檢察官起訴，而同樣的也因為”沒有造成公司傷害”，因此法官都判”背信罪”不成立，只是以較輕微的行為罪─非法授信罪和商業會計法定罪。
之所以會這樣，這是因為我大台灣民主國的鬼法裡面，要求背信罪成立的條件之一，就是一定要有人受害，所以有經驗的人像許勝發就知道，雖然從自家銀行和租賃搬了50億，但一定要按照繳付本息，然後等到有風聲要調查，就趕快把錢還了就好。於是法官審理時，銀行出證明，它沒有受害，法官依法規因為沒有人受害，所以背信罪不成立。(你回頭去看自由時報的報導─黃百祿是不是一直強調，沒有讓公司受害)』
我們的法律在裁罰上應該考量判決可能影響的社會整體利益損失（肯定無法精確估量，但至少不應該隨便就輕判），不然這樣搞下去司法還有什麼威信可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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